略论红旗渠文化（三）

千军万马战太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县委书记杨贵带领的县委一班人。“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工地民工住宿要搭席棚，而芦席短缺。县委书记杨贵就把自己卧室床上的席子抽出来送到工地。领导干部带头，就是鲜明的旗帜，上级率先垂范，就是无声的命令。杨贵书记带了头，县委机关、县政府机关的干部职工纷纷把自己床上的席子献了出来。县委、县政府机关带了头，县直各局委机关的干部职工纷纷把自己的炕席献了出来,进而带动了厂矿、学校的干部职工也参与进来，共收集了3000多床席子送到工地，解决了工地搭席棚的燃眉之急，民工住宿难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是红旗渠上清正廉洁风气的前提。从县委书记到工地总指挥长、各分指挥长、各级党员干部，带头艰苦奋斗，带头执行制度，与修渠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以行动作号令，以身教作榜样。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粮食供应紧张，渠上的干部主动降低补助标准，省下来用于补助民工。1960年2月至4月，民工每日补助2斤，干部补助1.5斤；1960年5月至8月，民工每日补助1.8斤，干部补助1.5斤；1960年9月至10月，民工补助1.2斤，干部补助0.8斤；1960年11月至1961年5月，民工补助1.5斤，干部补助1.2斤；1961年6月到1966年5月，民工补助1.8斤，干部补助1.2斤。领导干部的补助少了，感召力却强了。至今在林州，还传诵着一碗小米饭的故事。县委书记杨贵在工地与民工一起劳动，炊事员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他很生气：“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最后，这碗小米饭谁也没吃，倒进大锅里煮成了粥，30个人分着喝了。红旗渠工程第二任指挥长、县委农工部长王才书在吃饭时，发现蒸笼上的窝头不能用手拿，一拿就散，必须用饭铲铲进碗里才能吃，他让办公室主任靳发栋给炊事员说一下，捏窝头时用点劲，不要一碰就散。办公室主任找到炊事员，把王指挥长的意见说了。炊事员说，不是不用劲，粮食太少，大都是粗糠，捏不到一起。办公室主任把情况向王才书作了汇报，王才书说我不了解情况，错怪了人家，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要向人家道歉。千难万难，干群患难与共就不难；千辛万苦，干群同甘共苦就不苦。

在红旗渠工地，民工住席棚，而领导千军万马的总指挥部就设在一个五间房子大小的帐篷里。帐篷里分了几个小间，工程股、宣教股、后勤股都住在这里，宿办一体。没有床，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到山上割茅草铺在褥子下，总指挥长周绍先与大家一样住在帐篷里，他的枕头是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干部和群众一起过、一起干，一齐团结奋斗。同甘共苦者兴，上下同欲者胜。

“领导干部先实验，再给群众定指标。”在红旗渠建设中，根据不同的施工种类为民工分配施工定额或劳动指标。在给民工下定额前，领导干部要先亲手搞试验，看看自己实际操作中能做多少，在干部试验的基础上，群众民主讨论通过，再客观地给民工下指标，指标定额不能超过试验的工作量。姚村分指挥部西丰连的劳动定额就是副支书、连长郭贵金一项一项试出来的。第三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长、工地党委书记是副县长马有金，1960年7月18日，他刚到红旗渠工地，就到小店分指挥部工地扛石头。他人高马大，脸黑嗓高，跟民工长得一样，一身汗、一身土、一手老茧，看不出来是领导，人们都不叫他县长，而是叫他黑老马。他经常在工地上与年轻人比赛抡锤打钎，一口气打一百二十下，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他。寒冷的冬季，隧洞里的渣石浸泡在裂隙水里，他带头趟进冰水里挖石渣。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劳动，晒黑了脸皮，震裂了手掌，磨出了老茧，但炼红了思想，推动了工程，团结了群众，保证了质量。

林县法院院长、工程副总指挥郭法梧，紧紧跟随着除险队的劳作。每次上山除险，在前往除险地点的路上，郭法梧为了让除险队员们保存体力，都是他背着下崖用的大绳。到了除险地点，他谨慎地选择好下崖地点。除险队员下崖除险时，他亲自在上面看护绳索，换别人他不放心。荡在空中的是共产党员、除险队长任羊成，在崖顶上最操心的是副总指挥长郭法梧。除险队员们跟他开玩笑说，法院院长变成了保险队长。县委书记处书记秦太生到工地慰问，带去的慰问品是废轮胎，让干部和民工补鞋用。民工都是分一大截，分给指挥部的干部每人只分了很短的一小截，就这样，大家还高兴地说发大财了。

党员干部立身正、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在红旗渠纪念馆，有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炸药箱，掀开盖子，在盖子的背面，贴着一张泛黄的收据。在红旗渠建设中，民工都是几个月一轮换，在指挥部工作的同志都是常年在工地，时间久了，大家的换洗衣服和一些个人用品无处存放，这些同志就找组织委员彭士俊，让他向马有金指挥长建议一下，把工地的废炸药箱作价卖给大家，用于存放个人用品。彭士俊向老马讲了大家的要求，老马两眼一瞪，黑着脸说，就这一次，往后不要再提这类事。然后，由财务部门作价，大家买了个废炸药箱。大家怕以后说不清楚，就把财务上开的收据贴在箱子盖的背面。红旗渠上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不仅表现在施工中的冲锋陷阵上，也展现在廉洁自律上。

成就伟业肯定需要奉献牺牲，难在知行合一。漫长的10年修渠岁月，能够人心不散，一干到底，就在于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率先垂范。修渠群众说得好：“领导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领导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党员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的“五同”工作法在红旗渠上开启了一种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而以上率下则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红旗渠建设中，县委从规划设计、组织领导、施工管理到建设都始终贯穿着求真务实的党性原则。

领导干部要上不愧党，下不愧民，就要向组织讲真话、道实情，而不是习惯于看领导眼色行事。1958年，浮夸风盛行，麦收刚过，地委就紧急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汇报各县的小麦产量。在会议上，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如实汇报说，林县小麦亩产能达到114.4斤。他还没说完，立即受到了主持会议的地委领导的严厉批评，质问杨贵，你报的是湿的还是干的？杨贵说麦子晒干后亩产114.4斤。领导说加上水分是多少？杨贵当时还不懂得这个水分，就问其他参会的同志，到底100斤麦子有多少水分？大家这个看那个，那个看这个，看来看去有人说最多百分之十吧。杨贵算了一下，要是百分之十的话，亩产114.4斤再加上11斤4两就对了，于是汇报说，加上11斤半水分，我们亩产125斤。这一下杨贵受到了严厉批评。见杨贵受了批评，后边发言的人在报粮食产量时，互相攀比着往上报。他们当时倒没受批评，但他们那里的老百姓后来吃亏了。你亩产只有200斤，却报400斤，这样征收你一半余粮不算多吧，而实际上你只有200斤，按你汇报的数量征收后，就没有剩余的粮食了，群众只有饿肚子。杨贵就这样踏实办事，老实做人，使林县积攒下了3000万斤粮食，为修建红旗渠初步打下了物质基础。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如实向党反映报告情况，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隐瞒实情，这才是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求真务实的境界。

求真务实的核心就是要遵循规律，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从第二期开始，为激励士气，激发信心，又一次机动地调整施工方案，把高4.3米的渠岸先修成2.5米高的半成渠，其他标准不变，待三条干渠修成后，回头再加高加固，达到原设计标准。在实际施工中，干一段，成一段，通水一段，水逼渠进，渠逼人干，人干渠进，段段推进，落子如飞。

1961年9月，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即将竣工，杨贵思考着下一步的施工方案。第三期工程长23186米，第四期工程长17315米。对比着两组数字，杨贵眼前一亮，决定“隔三修四”，先干第四期工程，将红旗渠动工前已建成的南谷洞水库的水尽早通过渠道输送到分水岭南边的几个公社，先缓解当前的旱情。杨贵在县委会议上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让大家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打破常规，调整方案，“隔三修四”，集中全部力量，先修通南谷洞与分水岭的第四期工程，让南谷洞水库和红旗渠工程早日发挥效益。1962年10月15日，经过一年的苦战，南谷洞至分水岭全长17315米的渠道竣工了。引来的南谷洞水库的水，灌溉了正处于干旱中的17万亩土地。

求真务实就是认真做事不作秀，防止虎头蛇尾，要造福一方而不是造势一时。1966年5月，在安排红旗渠配套工程建设的工作时，县委提出了“一渠十带”的建设方案，就是以红旗渠配套工程建设带动水电、蓄水、道路、植树、平整土地、深翻耕地、提水灌溉、挖掘地下水、群众卫生习惯培养等十个方面的建设和提升。全面规划、统筹推进，一切从林县实际出发，浇灌理想之花，滋润民众心田。

红旗渠每一个阶段的施工都是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施工方案。有求真务实的党性原则，林县党组织能够以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眼光，提出正确的行动纲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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